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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建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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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建:南京人,职业教师。读书之余,作速朽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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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专制”与“多数的暴政”  

2010-01-16 08:05:08|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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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我曾用梁启超的概念“民主的专制”剖析当时发生的一则新闻事件,文章发出并上网后,陆续看到了些批评。大都反对这个由当年梁启超提出的概念,认为是人为制造混乱和困惑。因为批评者坚持认为民主与专制是对立的、互不相容的,怎么会有“民主的专制”呢。

把民主与专制对立起来,是《新青年》以降的事。如果可以把时间往前推,或者,如果我们愿意读一些《新青年》前十年的文本,亦即有关清末立宪运动的文本,可以看到,无论是和清廷对立的立宪派,还是清廷内那些赞同立宪的廷臣疆吏,无不是用立宪(或宪政)的概念以与专制对立,正如用君主的概念以与民主对立。君主与民主,或,宪政与专制,前者是国体范畴,后者是政体范畴。君主也好,民主也罢,它们都可以立宪,也都可以专制。这是那个时代的政治学ABC。然而一百年过去了,我们的认知竟不及当时,殊让人长叹息。

当然,也有网友在跟帖中问我,“民主的专制”是否就是“多数的暴政”,答案应该是肯定的。梁启超是中国的托克维尔,他和托克维尔都去过美国,并且对美国都有独到的观察。梁启超虽然没有读过托克维尔,但他的“民主的专制”与托克维尔的“多数的暴政”却堪称异曲同工。鉴于对我的批评中有对梁任公的不信任,以下我不妨用“多数的暴政”来解释“民主的专制”。

民主作为政治概念,指的是国家权力在人民手里,即人民主权。然而,在西方古代社会,统治权力既可以在一个人手里,也可以在少数人手里,还可以在多数人手里。以古希腊为例,城邦由一个人统治,那么,这是君主政治。如果统治者是少数人,则可称贵族政治。如果由多数人实行城邦统治,就是所谓的民主政治了。当时古希腊的雅典城邦等,大都是由多数人直接统治的民主政治。但,这三种政治形态,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无所谓好坏;或者说,它们都具有两面性,可好可坏。具而言,一个人的统治,其统治要旨在于照顾整个城邦利益,这就是君主政体;反之,他只照顾统治者的一己之利,那么,该政体则沦为僭主政治。同样,少数人统治如果不是为了全体而只是为了他们少许富贵人的利益,贵族政治则沦为寡头政治。以此类推,多数人的统治如果不是为全体利益,而仅仅是以他们自己的穷人利益为依归,这就是平民政治乃至暴民政治。由此可见,三种政治形态,俱不必然为好,亦不必然为坏。

专制也是政治概念,我们对专制的理解,即统治权掌握在一个人或一个对象手里。这当然是专制的一种形态,但它更重要的形态却是该权力因不受限制而变成一种无限的权威。在《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指出“无限权威是一个坏而危险的东西”。“当我看到任何一个权威被授以决定一切的权力和能力时,不管人们把这个权威称做人民还是国王,或者称做民主政府还是贵族政府,或者这个权威是在君主国行使还是在共和国行使,我都要说,这是给暴政播下了种子。”托氏的表述很清楚,这种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威所导致的暴政,即可以来自君主,也可以来自民主,包括来自贵族。以上亚里士多德所论述的三种政治形态,一一出现在托克维尔的笔下,它们都可以形成暴政。这里,民主的暴政就是多数的暴政;因为民主一般做不到全体,往往表现为多数。

在托氏那里,“多数的暴政”与“多数的专制”两者互用,后者即梁任公的“民主的专制”。托氏甚至认真比较了民主专制和君主专制的不同,指出“民主的共和制度不依靠物质力量进行专制”。如果说君主专制以迫害身体的办法压制灵魂,民主的专制或共和专制却可以放过你的身体而直接压制你的灵魂(即思想)。所以,托氏警告当时的美国人:“君主的专制政体已使专制为人们所不齿。我们可要警惕,别让民主共和国使专制死灰复燃。”

民主为何可以专制,无论托氏还是梁氏,指的都是权力不受制约。君主与民主,都是权力范畴的概念。只要是权力,就有专制的可能,民主自不能例外。那么,如何革掉专制,梁任公认为民主是靠不住的,只能靠以立宪为开头、以法治为诉求的宪政。所以以他为代表的立宪派在清末掀起了颇为壮观的宪政运动,可惜功败垂成。切换到托克维尔那里,他所指的不受限制的无限权威,就是不受法律限制。因此,他紧接着说:只要有这种无限权威的地方,哪怕是民主的无限权威,他都要“设法离开那里,到别的法制下生活”。惟有法治,才能有效地制约权力。所以,在指出多数的暴政之后,托氏即把论述的重点转移到法治上来。他非常推崇法学家,认为“法学家在行将诞生的民主政治社会或许负有首要的使命”,因为法学家的职业特征使得“他们特别反对革命精神和民主轻率的激情”。这样的表述,很切合梁任公他们在清末做的工作。在宪政和民主都不具备的情况下,宪政先行,而非以革命求民主。革命后的民主,因其暴力的惯性,无以给它套上宪政的笼头。

什么是民主、什么是专制,从托克维尔到梁任公,是一个知识脉系。然而,自《新青年》之后,这个知识脉系为另一种有致命缺陷的民主理论所取代。我们今天对民主的认知,是《新青年》以来的认知,然而,这样的认知是对梁任公时代的倒退。因此,无论在知识上,还是运作上,我希望“回到梁启超”能成为我们今天诉求宪政与民主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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