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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建的博客

读书之余,作速朽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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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建:南京人,职业教师。读书之余,作速朽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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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的种族革命和政治革命  

2009-10-15 07:09:26|  分类: 历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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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末年,面对摇摇欲坠的清政府,同在日本的梁启超与孙中山有着彼此不同的政治选择。1905年11月下旬,刚成立不久的同盟会创办了自己的言论机关《民报》,从它的第一期始,即与梁氏《新民丛报》展开了一场“革命与立宪”的拉锯式论战。此一论战长达近两年,还是在论战中,就有好事者将双方言论合刊成书,题目就是《立宪论与革命论之激战》。激战的双方,同盟会轮番出阵的是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汪旭初等,《新民丛报》则几乎是任公一人应对,所谓独自担纲。

这是一次关于中国未来命运的论战,从后来的历史看,胜利的一方是革命党,而且整个20世纪都是革命党不断获胜的世纪(先是同盟会战胜了晚清,后是国民党战胜了北洋,再后是共产党战胜了国民党)。但,革命的一次次胜利并未带来立宪的成功。任公一生为之心血的宪政之业,始终是20世纪上空的一道彩虹,望之诱人,即之则杳。

和梁启超并于对立地位的是孙中山的革命党。革命一词原是日本人对英语revolution的翻译,也是日本人率先用它来称谓孙中山的革命组织。据同盟会元老冯自由的《革命逸史》,1895年孙中山起义失败后,逃至日本神户,当地报纸的报道标题是《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这个题目让孙中山大为兴趣,前此他和他的同伴们没有用过革命这个词,用的是传统上习用的“起义”和“造反”。自此而后,孙党以革命为旗帜,革命一词即在日本留学生中流行开来,然后又流行到国内。

当然,革命一词并未获得严格定义。孙中山的革命党,立志发起各地暴动,用以推翻清政府并获得政权——这当然是众人认可的革命。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反对暴力、亦复反对从清廷那里夺权,他(们)要求在不改变权力所有的前提下,改变权力自身的性质;所以,梁启超及其立宪派被目为反革命,乃在情理之中。然而,面对暴政,革命话语具有天热的道德优势,尤其对年轻人更有本能的吸附力(《新民丛报》和《民报》的论战,某种意义上,也是在争夺当时的留学生)。梁氏不甘革命一词为同盟会独领风骚,这一次亦以革命张目,并把立宪主张的革命与孙氏革命相区别,这就是他在论战中的名篇《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

“种族革命者,民间以武力而颠覆异族的中央政府之谓也”,梁氏所指,正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以“民族主义”居首,其目标就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但,这一点不获梁启超的认可,他认为满人入主中原,是“易主”而非“亡国”,因为满人在获得政权之前,已经在有明一代的版图中。而况在梁氏看来,种族革命不免带有“狭隘的复仇主义”色彩,它“非挑拨国民之感情不可。国民奔于极端之感情,则本心固有灵明,往往为所蒙蔽。”三民主义所以置民族于民权之前,乃有它的实际考量。革命需要发动民众,当时民智未开,民族比之民权,在民间动员上显然更有效、更得力、也更易接受(义和团可以不懂对自己来说其实是更重要的人权,但却一煽就懂血浓于水的“种”)。可以明白指出的是,一个世纪以来,特别是延至刻下而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如果不予价值评价,仅就事实而言,实起始于一百年前的三民主义。

“政治革命者,革专制而成立宪之谓也”。这里梁启超把立宪也解释为革命,革的就是专制的命。如果革命总是和暴力联系,梁氏强调的政治革命恰恰是非暴力的。和以获得政权为目标的革命不同,政治革命不夺权,但要制定宪法控权和限权。对统治者来说,两种革命它都不愿意。但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它会选择立宪以自保。毕竟君主立宪,还保有君主的名头及其相应的权力。在“要么全有”和“要么全无”之间,前者既不可能,后者又更可怕;统治者则不得不择中道而行之。梁氏的立宪派就是力图把清廷往中道上逼。他所以不赞成革命,至少是出于两种考虑:首先,正如他的朋友徐佛苏所说:任公“恸心于国内历次革命牺牲爱国志士,而仍未能实行革命,乃亦偏重于政治革命之说”。另外,任公更担心:“革命之后,暴民政治最易发生”。当时,同盟会的主张是先共和后立宪,由于共和需要以革命而完成,梁忧心忡忡,革命后的共和,恐怕不是立宪,而是专制,即“共和专制”。

这就是清末两种革命的不同路径:以革命反专制,还是以立宪反专制。在种族层面之外,孙中山的共和革命属于“国体革命”,改变国体即让政权易主。梁氏的政治革命属于“政体革命”,它不改变权力主体,但要改变权力的性质(即改专制为立宪)。在梁看来,权力易主,并非一定能改变权力的性质。设若以革命反专制,结果革命后的权力比以前更专制,那么,革命中的牺牲又是为谁买单。相反,以立宪反专制,既可以相对避免革命中的大面积流血和社会大幅度的震荡,又可以预先就避免了革命后专制依然存在的可能性。因此,梁启超这样阐释他的政治革命:“无论为君主立宪,为共和立宪,皆谓之政治革命。苟不能得立宪,无论其朝廷及政府之基础生若何变动,而或因仍君主专制,或变为共和专制,皆不得谓之政治革命。”

这场发生在日本的“立宪论与革命论之激战”,无论从当时的民气所向看,还是后来的历史结局看,梁启超都是失败者。梁启超既抓不住留日青年的大多数,也无以抓住国内青年的大多数。清廷恐惧革命,却又不断制造革命,硬是把气血冲天的青年逼上了武装革命的路。即使是梁启超抨击清廷的文字,也歪打正着为鼓舞革命的弹药。因此,任公或许料及革命的势不可挡,到了“申论”最后,他只好一再呜呼:

“呜呼!吾书至此”,吾“泪承睫而涕横颐,吾几不复能终吾言矣”。

“呜呼!我中国有热血有智识之人,其肯垂听耶,其终不肯垂听耶?”

呜呼!国人终究不肯听他的。任公有情,历史无情,这似乎就是他在这个国家中的宿命——其预言于后来的历史愈应验,他愈是为这种历史所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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