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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建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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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建:南京人,职业教师。读书之余,作速朽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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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为什么反对学北美  

2009-12-05 21:43:37|  分类: 历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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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清政府的皇权专制,梁启超的立宪党和孙中山的革命党无疑都是它的反对者,不同者惟在其反对之方式。清末这两大政治流派从其称谓就可以看出他们的路径差别,孙氏是以革命或共和革命的方式反专制,梁氏是以立宪或君主立宪的方式反专制。前者,以革命实现共和,共和既成,专制无由,因为主权已在人民之手。后者,以虚君的方式立宪,亦即给君权套上一个宪政的笼子以控之,权力一旦被控,则不复为专制之权。这是革命与立宪反专制的两条道路,它们的区别,已非常明显。但,在这种区别之下,还隐含了一个至今尚未引起我们足够注意的不同,这就是面向西方时,它们各自在取法对象上的不同。革命党的共和革命取法于美利坚的美式共和,而梁氏的君主立宪则取法于不列颠的英式立宪。英,还是美,不但是横亘在孙、梁之间的区别,梁还是革命前学美风潮中的一个颇为坚定的反对者。

在现代政治学上,共和的概念等同民主,两者互通款曲。民主意味着主权在民,共和则意味普通国民亦能参与国是。在革命党看来,北美共和是独立革命的产物;因此他们也要通过革命,建立本土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后来的中华民国。但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前,梁启超就是它的反对者,梁氏认为,革命无以获致共和,也无以获致民主,它真正所能收获的,只是专制(即共和专制或民主专制)。革命党不是要学北美吗,梁启超指出,北美的独立革命不是革命,只是一场摆脱殖民地的战争(我个人很认同梁氏的见解,若干年前,我亦有这方面的文字写在一本有关胡适的书里)。因为北美独立并非革英国政治制度的命,相反,它虽然独立了,但依然沿袭的是英国自1215以来保障自由的宪政制度,而且有所变革和发展,比如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创新为民主共和。在这个意义上,北美独立就是独立战争,它之不能或不便称为革命,就像抵抗日本殖民侵略的中国抗日战争也不宜称为抗日革命一样。

既不赞成革命党在中国发动北美革命,更不赞成革命之后在中国推行美式共和,梁启超有他自己的政治理由。在他和革命党的论辩中,对方声称向西方学,就应该学它最新的而非落后的,甚至打了个比喻,如果有了新的铁路火车,难道我们还要学它们那些旧的吗。意即美国的民主共和发生在英国的君主立宪之后,我们当然应该学最新的、最好的。但,梁认为,于制度而言,没有最新和最好,只有最合适。针对中国国情,君主立宪最合适,民主共和则容易导致水土不服。既然共和是国民参与国是,它具体包括为孙中山民权主义中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创制权、复决权等,这些都是公民权利中的政治权利或积极权利。问题是,中国两千多年来始终是君主专制,国事只是皇帝的家事,国民无以过问,他们既没有这方面的机会,也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和兴趣。一旦骤临国是,反而无所措手足。到最后,这个共和或民主,只能为权力者以假借民意的名义所利用,适足以形成真正的专制。

北美不然,它的共和,有长期的自治传统。梁启超1903年有10个月时间的北美游,他亲临北美之后,又认真考察了北美的政治制度,才深深认识到,北美于中国可羡不可学。这是个移民国家,本身就没有君主传统,因此不可能走君主立宪的道路。它所以能行共和,是因为来自欧洲的移民从踏上这块大陆的第一天起就开始自治了。假如一条船上下来的人形成了一个村,这个村是自治的。积村成镇,镇是自治的。积镇成县,县是自治的。积县成州,州是自治的。一路自治上来,从邦联到联邦,共和开始,它当然还是自治的。既无君可虚,又有着长期的自治传统,这两点便决定了它的制度是且只能是民主共和。

中国能直接学北美吗,北美那用两百多年时间养成的公民身与国是的共和能力,中国通过一次共和革命就能获得吗,梁启超说他“安敢面谀国民”。和孙中山的积极民权不同,梁启超更强调在立宪的框架下首先“保护”国民的消极民权,即政治权利以外的私人权利,比如土地权利等;同时也在立宪的框架下逐步“培育”国民的各种政治权利,即孙中山的积极民权,此所谓“保育”。哪一种方式更切合当时的实际呢?孙氏三民主义中的民生,其政策为土地国有化,然后由国家出租给农民,所谓“耕者有其田”。那么,农民等于是用手中一碗面条钱都不值的总统选票去换取他们手中将要被没收的土地,你说这两样东西对农民来说,哪一样更切要呢。何况革命和不断革命后,选票是没有的,民意是可以代表的,土地财产的权利更是可以剥夺的。

这样就不难明白梁氏为何反对学北美。共和一时不可得,通过革命实现共和更会走向共和的反面。何况在梁氏看来,孙氏的革命学的不是美利坚而是法兰西。他在1905年的《开明专制》中说得清楚:“中国今日固号称专制君主国也,于此而欲易以共和立宪制,则必先以革命。然革命绝非能得共和而反以得专制。”由共和革命而共和专制,梁氏首举之例就是法兰西。法国有君主传统,但不学英而生搬硬套美,结果大革命发生,专制反而延宕了八十年。鉴于梁氏对法国大革命多有表达,这里倒不妨客串法国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以与梁氏呼应,此中也可以看出梁氏为何弃美学英而反法。在君主立宪的框架下,“专制君主本来可以成为危险较小的改革家”,“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

当然,历来如此,托氏和梁氏的表述,我们都是当作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来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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