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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建的博客

读书之余,作速朽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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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建:南京人,职业教师。读书之余,作速朽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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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读《新青年》的周德伟  

2009-11-13 20:57:06|  分类: 历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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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中国自由主义,我们当然会知道它的代表人物胡适,但不会有很多人知道周德伟。这不奇怪,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一个是当时对新文化至少是对《新青年》不感兴趣的北大学生。这是一对师生,但如果看自由主义的家族谱系,或看自由主义在学理上的修为,弟子比师,却要纯正和胜出。

周德伟,湘人,1902年出生于长沙,1986年去世于美国洛杉矶。在有关周德伟不多的资料中,我最感兴趣的是,作为北大学生,他当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另类表现。据他写于1962年胡适去世后的《我与胡适之先生》:“《新青年》给时代影响甚大,但我不大喜爱,我嫌《新青年》的文笔太泼辣,分析及陈述不如《甲寅》及严氏译述之精密而有系统”。另外“《新青年》上李守常先生经常谈唯物史观,但终不能冰释我心中的疑虑,”而且他尤不习惯《新青年》上的文章几乎“都朝着唯物史观一边倒”。

时至今天,谁都可以反思问题丛生的新文化,包括它对后世的影响是正面大于负面,还是相反,这都可以讨论。我本人就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并且属于“相反”派。但我惊讶的是,周德伟当时就拒绝了《新青年》,不但不为风潮所挟,而且那时他还是个学生。更难能的是,周之反感《新青年》,不是出于简单的情绪,而是有他自己的知识来路。也就是说,在《新青年》之前,他在思想上已经有所接受,这才使他进北大后不能接受在他看来是过于喧嚣的《新青年》。

照周自己的表述,进北大以前而接触的思想资源,首先是章世钊的《甲寅》,其次是严复及其译述,第三是胡适。且看《甲寅》给一个十几岁少年的豁蒙:“自读了《甲寅》之后,我得了人民保障自身权利的观念及白芝浩、戴雪著的制度及宪法上的主张,又得了人民授权政府的观念及保障人民的出庭状的办法。”这段话如果用概念抽象,《甲寅》传播的是人权、宪政、民治、法治之类的基本理念,路子纯正而不偏斜。再加上后来一位清华毕业又留美归来的中学老师,指导他系统条贯地阅读严复译著,有了这样一个根底,自然百毒不侵。对于那份激进而又整体反传统的《新青年》,周德伟恐怕想提神也难——有意思的是,《甲寅》与严译都是文言,而且都属于文化保守主义。试比较他在文中提到的那些北大同学,如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等,这些都是围着《新青年》转的人,思想上是吃新文化的奶长大,可以说是五四的儿子。不知他们在《新青年》以前,精神上是否另有襁褓。然而,至少对周德伟来说,正因为他有了《新青年》以前的知识授受,使他最终和那些北大同学走上了不同的路。

分歧是这样开始的。周出身穷苦,进北大后,被拉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次邓中夏和罗章龙等动员周德伟去长辛店工作,并说有优厚的报酬。周问什么工作,答是“做工人运动并教工人的书”。周表示自己还要读书,没时间。于是便争执起来。周借孔子的话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我就是本,没有我自己,一切都没有了。对方批评他没有无产阶级的意识,只有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周说,我不懂什么阶级意识,我只有我自己的意识。对方认为这种态度根本不能再做研究会的会员了。周的回答是“不敢奉陪”。于是分道扬镳。

北大毕业后,周迟于1933年夏以公费留学英伦,进的是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参与的是由哈耶克主持的有关货币理论与经济循环的研究班,由此开始和哈耶克几十年的交游,亦由此走上了极为纯正的自由主义道路。关于哈耶克,至少我们现在知道,他在中国有两个弟子,一个是林毓生,一个就是周德伟。如果论辈分,林要比周晚得多。林是殷海光的学生,殷则是周德伟的后学。虽然殷周两人没有直接的师生关系,但周比殷要大17岁;而且1950年,在周的台北寓所,有个每两周一次的思想沙龙,参与者就有殷海光。也正是在周家,周德伟从书架上取出哈耶克的《到奴役之路》交与殷海光,建议他翻译。于是就有了后来《自由中国》上殷译哈耶克的连载,于是也就有了胡适读了哈耶克之后,在《自由中国》雅集上的著名讲演《从<到奴役之路>说起》。

如果从到自由之路说起,可以发见,胡适和周德伟这一对师生实有区别。胡适是从19世纪的密尔入手,又受20世纪杜威的影响,但这两者已是自由主义的发变,不是原典,因而缺了不可或缺的古典一节。周德伟不然,在哈耶克的亲炙下,入门即古典(何况哈本人即现代自由主义中的古典大师),因而得其自由主义原始,路径十分纯正。入门须正,立身方稳。可以验得的是,胡适在1920年代以后为苏俄迷惑时所发生的偏差,放在周德伟身上就根本不会,哈耶克为他预先免疫了。

不读《新青年》的周德伟至少没有沾染上新文化以传统为敌的文化恶习;非但如此,日后反而自觉从本土传统挖掘自由哲学的文化远因。如后者受哈氏影响,前者则得益于严复。严复是中国最早系统把握西方自由主义的人,可又是一个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学西方和守传统,在严复那里没有整体性的冲突,所谓两者并育而不相害,一如道并行而不相悖。可是,到了新文化那里,自由主义没人超过严复,传统却成了它的对头,必欲除之而后快。二元对立的思维既主导了新文化,接下来自然是它自己的一元独断。在新文化阵营中,胡适虽不是极端反传统(他们主要是陈独秀、鲁迅等);但因他自己的表现,似也应承担其所应领之责任。

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对自己的文化传统,肯定不会决绝反对。在最浅陋的意义上,你有现代的自由,别人也有传统的自由。更重要的是,文明的发展离不开传统,社会秩序的扩展恰恰是传统演变的产物,这是哈耶克再再阐述过的义理。因此,就自由主义的文化表现而言,新文化不是推进了自由主义,而是从严复那里倒退了,至少它从文化多元倒退到了文化一元;而且这一元又从文化领域漫出开去,延及社会与政治,由此构成了百十年来的血与火。且看鲁迅如此绝对的表述:“将‘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像粪一般抛掉,而一个簇新,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话是这样说的,事也这样做了,但结果呢,血与火的历史造就了一个空前的极权制度。

周德伟不读《新青年》,很好。这里的不读,并非不读,而是不喜欢。《新青年》的思维,唯我独对,周德伟不与同步,幸何如哉。只是当年北大学子中,周德伟们何其少(而另一类学生何其多)。然而,就是这个周德伟,至今又有几多人知晓呢。

历史非仅浪淘沙,更浪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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